中国社会组织举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平行边会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介绍了中国在2020年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工作。佟丽华曾两次深入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他指出，去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给各国儿童保护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尽管面临着这样特殊的困难，中国仍然完成了对一部重要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此次修订在原来“四大保护”基础上增加为“六大保护”，即新增加了“政府保护”和“网络保护”两章，强调了政府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负有的特殊职责，规定了如何应对网络欺凌、网络成瘾、网络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基于互联网快速发展给儿童权利带来的新问题。这次重大修订将更有效地落实公约对缔约国的要求，全面提升中国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水平。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

佟丽华重点介绍了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五个主要方面，即：“六大保护”的框架结构；成立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执行机制；发展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家庭监护为基础、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制度；创新发展强制报告、信息查询和从业禁止等法律制度；强调社会组织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作用。佟丽华表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未来将与更多国家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合作，支持培养儿童保护法律人才，分享各国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的经验，为更好落实《儿童权利公约》、为全球儿童保护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荣誉教授Jaap Doek是儿童法领域的资深专家，曾任阿尔克马尔和海牙地区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Jaap Doek指出，因为《儿童权利公约》有四十多条相关规定，要将其全部转化为国内立法是一件工程巨大的事。因此，他建议各国像中国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那样，根据每个国家优先需要考虑问题，循序渐进地进行立法工作。同时，他认为将未成年人的权利纳入宪法是有效举措，并以非洲作为例讨论了其积极影响，包括能促进立法者将未成年人权利更完整地纳入考量，并使法院及其他决策者更好地实行相关法律。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荣誉教授Jaap Doek

他认为，充分审查国内法律法规并确保其符合公约的要求是各国应遵守的义务。他着重强调了把《儿童权利公约》转换为国内立法的几个要点。其中一个要点是要使立法具有法律效力，具有法律效力意味着要使未成年人知晓立法的内容，承认未成年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服务等。同时，必须使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有适当的程序确保他们的权益，例如向相关部门提出意见或诉诸法院的途径。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与慢病预防执行负责人印曦有着丰富的公共卫生政策倡导经验。她曾在无烟草青少年行动基金工作，领导制定和实施该组织在亚太地区的公共卫生政策倡导战略及相关项目。印曦表示，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许多突破。她以公共卫生领域的两个亮点——烟草控制和交通事故伤害的防范为例进行了讨论。具体来讲，《未成年人保护法》从两个方面试图保护未成年人不受烟草危害：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和电子烟以及保护儿童免受由二手烟和电子烟使用产生气溶胶的影响。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把电子烟纳入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管制范围。由此，该法不仅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也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第五十九条）；同样，禁止在儿童聚集的公共场所吸烟的规定也扩大到了禁止在这些场所使用电子烟。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与慢病预防

执行负责人印曦

在谈到道路安全及伤害预防时，印曦指出，《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修订《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对于儿童安全座椅的要求打下了基础，该法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内出台。道路交通伤害是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要求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配备儿童安全座椅，以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这项规定不仅提高了父母和监护人的意识，而且提高了全社会对道路安全的认识，强调了使用儿童约束装置（汽车安全座椅）来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要性。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杨敬之曾任北京基层法院法官，积累了大量处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一线经验。她在发言中指出，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彰显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儿童人权的理念，是中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履行国际义务的体现。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将国家作为主语的立法表述，宣示了国家在儿童保护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杨敬之

在实施机制上，她指出，新法对新制度的规定需要国家机关在立法、行政、司法中的具体履行，国家应积极作为；此外，还应通过公益诉讼制度、法律监督制度，促进法律实施。总而言之，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完善了儿童权益保护的基础法律制度，是历史性的进步。如何在该法宣示的“国家尊重和保障儿童人权”理念和奠定的基准法特征基础上，推进其实施，是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肯尼亚儿童发展联盟律政官员Joy Katunge的工作范围包含儿童权利倡导，为儿童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参与完善和审查相关立法和政策。她在儿童保护领域有着近十年的工作经验。她在发言中指出，较之往常，新冠疫情期间需要加大对于儿童保护的力度。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是值得称赞的举措，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关于儿童保护的法律规定应当是建立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四项原则基础上的，即：无歧视、儿童最大利益、尊重儿童生命、生存和发展权利、尊重儿童意见；统一这些法律规定将有助于使国内立法与公约保持协调一致。Joy Katunge表示，北京儿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工作和指导让她深受启发，要引导肯尼亚采取类似的措施，使肯尼亚涉及儿童的各种法律取得与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相似的成果。

肯尼亚儿童发展联盟律政官员Joy Katunge

Joy Katunge还指出，肯尼亚于1990年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通过颁布《儿童法》（《肯尼亚法律》第586章）为其国内化铺平了道路。肯尼亚政府于2002年1月28日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并于2000年9月8日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肯尼亚虽尚未批准该议定书，但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肯尼亚在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通过制定和修订与儿童有关的各种法律，使之与公约规定的标准相一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仍在制定中的《2019儿童法案》。该法案确保肯尼亚《儿童法》既与2010年《肯尼亚宪法》相一致，又符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

保加利亚国家儿童网络法律援助组织的协调员Dennitsa Marincheva曾代表该组织就与《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相抵触的法律草案撰写陈述并提交给国家机构。Dennitsa Marincheva介绍了保加利亚少年司法系统和青少年拘留中心的改革。此外，她还解释了保加利亚的家庭暴力问题和《防止家庭暴力法》和《暴力侵害儿童法》中需要的改革及建议。她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参与儿童法立法工作的努力值得称赞，值得她所在的组织进行学习。Julia Radanova是国家儿童网络法律援助组织的顾问。在调解父母冲突方面，她提到，在过去5年中，保加利亚有许多立法倡议提出，在一些案件启动法庭程序时，必须先在父母之间进行强制性的调解和评估。她建议提高从事家庭调解的调解员的从业标准，并为从事家庭纠纷领域的调解员提供强制性的强化培训，从而保护儿童的最佳利益。

保加利亚国家儿童网络法律援助组织协调员Dennitsa Marincheva

保加利亚国家儿童网络法律援助顾问、执业律师Julia Radano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