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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数字时代的国家立法 保护儿童免遭网络侵害”主题边会

在万国宫举行

新华社、中国日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对边会进行了报道

数字时代，网络对于儿童的成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儿童创造学习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儿童带来遭受各种伤害的风险。目前网络中针对儿童的伤害主要包括网络欺凌、网络沉迷、网络性剥削、网络经济剥削和网络儿童买卖等方面。本次会议旨在为致力于儿童网络保护事业的政府官员、法律人士、专家和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分享各自在该领域的实践经验并探讨如何通过完善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途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侵害。本次边会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国际儿童法联盟、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共同主办。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治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实践经验，特别介绍了中国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网络保护专章的情况。他表达了对全球儿童保护三个问题的特别关注，提出了全球应对儿童网络保护的三个具体建议：建立多方共治的全球儿童网络保护治理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儿童网络保护治理；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他呼吁，“数字时代儿童保护对国际合作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这不仅需要加强国际组织与跨国网络企业的合作，也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务实的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更多法律专业人才，为构建数字时代全球儿童保护新机制奠定基础。”

佟丽华主任正在发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儿童保护主任朵拉（Dora Giusti）在世界各国拥有丰富的儿童保护经验。她表示，数字环境为儿童提供了很多学习、获取信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机会，但是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监督，数字环境也可能使儿童受到伤害，比如隐私泄露、上网时间过长、接触暴力内容、受到网络欺凌以及性剥削和性虐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21年关于儿童性剥削和性虐待问题的方面的调查显示，在世界许多地方，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立法框架仍然相当薄弱。

朵拉在发言中重点讨论了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立法框架，介绍了保护儿童免受网上虐待和剥削的国际标准，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改善立法框架以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全球指南中加强国家立法的最低限度清单。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法官雷娜特·温特（Renate Winter）表示，正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述，儿童应当受到两方面的保护，首先是来自国家及相关机构的保护，其次是来自父母或抚养人的保护。国家必须确保法律保护儿童并允许父母履行其职责。父母或抚养人必须在日常工作中尽可能地支持他们的孩子。在数字时代，这意味着国家必须在保护儿童不成为网络犯罪者或网络受害者，同时与通过数字手段确保他们获得信息和教育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点。此外，立法还必须确保他们的父母、抚养人或者有持续的可能性来帮助和指导他们的孩子。对于父母或抚养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似乎相当困难，特别是儿童通常比他们的父母更了解网络，而且有的父母根本不知道网络犯罪的危险，或者有的父母就是网络领域的性犯罪者。在保护儿童免遭网络侵害方面，法律除了具备惩罚作用之外，还应当起到预防作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派驻国家代表、国际终止童妓组织前高级顾问凯瑟琳·芒格（Mbengue Catherine）认为，信息技术的爆炸既带来了好消息，也引起了对儿童权利的关注，所有这些都需要强有力的立法。的确，网络扩大了儿童行使其沟通、联系、学习、获取信息的权利，以及表达他们对有关事项的意见的机会。但是，网络也给儿童的安全和福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暴露隐私、接触暴力和不适当的内容、在线引诱、性虐待和性剥削、网络欺凌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认为，在保护儿童免遭网络侵害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从基础立法到执法、司法机制的完备机制，形成了具有特色亮点的中国方案。特别是在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行动中取得明显成效，例如防范儿童性侵作为近年来重点治理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她介绍，在内容治理、网络社交、网络暴力治理等重点领域，中国通过多层次的立法确立了长效规则和机制，行政监管部门通过“清朗”行动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检察院、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也积极通过公益诉讼、司法建议等方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网络服务的未成年人模式作为重要的保护制度，从立法、执法、企业自律、学术研究和第三方评估等角度，也日臻完善，积极发挥保护功能。

在边会上，还有其他来自多个国家的法律专业人士针对如何保护儿童免遭网络侵害展开讨论，分享了不同国家的成功经验。

在“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专题研讨会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工青妇室主任王幼丽，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高级检察官宋丹，全国妇联权益部一级巡视员兰青，团中央权益部二级巡视员张蔚红，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蔡艳，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社工部主任王翠萍，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对外交流部主任、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未保专委会秘书长丁秀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项目高级官员陈雪梅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辉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正奎进行了交流研讨，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的乔栋、杨化冰和抖音安全部门的刘欢应邀参加会议。

贵州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四级调研员罗兰、贵州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宋晓琼，石家庄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严晓林、石家庄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康亚明、共青团石家庄市委权益部部长李辉以及贵州、河北、四川、江苏、江西五省示范性社会组织的机构负责人和项目团队成员参加了线上会议。

“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专题研讨会

会议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主持。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向与会人员介绍了项目背景以及开展情况，五省示范性社会组织负责人在线介绍了各自的项目开展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抖音安全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抖音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开展的工作以及未来设想。

各省中心及嘉宾线上会场

六省（市）推出融媒体“未成年人法律帮助热线”。一些未成年人在其权益受到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敢跟身边大人说；有的监护人、亲属、邻居、教师等本身就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主体，未成年人也不知道向谁求助，而一个畅通的咨询渠道和专业的咨询服务则可以为未成年人送去雪中送炭式的帮助。在项目启动的前两个月，各社会组织提供咨询的时间和方式都是分散的。现在项目办与各示范性社会组织协商，确定从现在开始，六省（市）联动推出融媒体“未成年人法律帮助热线”。其中，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可以解答涉及全国的未成年人法律咨询，其他省份主要为本省内的未成年人及其他相关人员提供专业咨询。

六省（市）推出融媒体“未成年人法律帮助热线”，具体信息附文后

石家庄护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张海忠说，自从入选了首批示范性社会组织后，石家庄中心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心通过精心挑选，组建了年轻有朝气、经验丰富、工作认真有激情、热爱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项目团队。接下来，项目团队将在项目办的统筹下，积极提供涉及未成年人的专业咨询、案（事）件办理等。如果有项目办转介的案（事）件，中心也会积极提供专业服务。

推出每周七天“热线电话”咨询服务。项目办统筹北京和贵州、四川、江西、河北、江苏六省（市）的六家社会组织，继续发挥传统热线电话咨询服务。各示范性社会组织每天上午8：30至下午5：30，会有律师等专业人员值守热线电话。考虑到一些涉未成年人案件可能发生在周末，六家社会组织也在休息日安排了值班，保证一周七天为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教师、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爱心人士等提供专业电话咨询服务。

一位高三女生因在学校练习舞蹈而严重受伤，无助的母亲在周末拨打了江西致诚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咨询电话。值守律师详细了解了案情，认真解答了咨询，并提出了一些法律意见，使其明确了下一步的调解方案。江西致诚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王惠说，中心律师认真对待每一个咨询，及时为咨询人提供专业指导意见，积极为未成年人赋能，希望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江山情怀、人民情怀和法治情怀。在以后工作中，中心的项目团队会一如既往地穷尽所有智慧与力量，为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江西致诚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王惠

积极打造未成年人保护线上咨询平台。互联网与人们的生活、学习密切相关，很多未成年人在权益受到侵害后，往往会通过互联网寻求帮助。在项目办统筹协调下，六家社会组织以电话咨询为基础，开通了抖音平台、电子邮件等多个网络服务平台，在接到与未成年人有关的线上咨询以后，六家社会组织均力争在12个小时、最迟24小时内给予回复。

会上，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介绍了一个通过抖音账号进行咨询的案件。咨询人因童年受到侵害的经历而饱受折磨，亟需获得法律、心理等方面的支持。中心律师连续8天跟咨询人进行沟通，查阅了大量资料，双方往返信息有110多条，累积服务时长超过12个小时，后又协调其所在省份的社会组织提供后续专业支持，期望能给无助的咨询人提供一些帮助和慰藉。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

构建以法律为主，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等专业人员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新模式。实践中，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案（事）件不全是单纯法律或者心理、社工等问题，很多都需要通过司法程序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要代理未成年人整理证据、要求赔偿、组织调解、参与诉讼以及开展其他法律服务工作，有一些案（事）件还需要心理咨询师、社工共同参与到对未成年人的服务中。首批示范性社会组织可以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心理、社工等综合服务，必要时还会将案件转介至有关单位。

如：贵阳市聚爱助学公益中心办理的继父猥亵15周岁未成年人小红案件中，在律师代理小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也为小红提供了服务：心理咨询师对小红的行为进行了评估、引导其到医院接受抑郁症治疗并提出了环境改造的方案，社工也持续对小红及其母亲开展支持性服务，帮助其申请司法救助等。律师、心理咨询师、社工共同发力，为小红及其母亲提供了及时帮助。

贵阳市聚爱助学公益中心理事长孙哲表示，自项目启动以来，中心积极完成项目工作，而且随着项目的推进，团队在案件办理、心理和社工服务、普法宣传和培训以及部门联动等方面有了重要收获和成长。在案（事）件处理方面，在项目办的指导下，中心构建了以法律为主、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等专业人员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新模式，未来将会取得更大成绩。

贵阳市聚爱助学公益中心理事长孙哲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资助了“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希望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抖音安全部门刘欢介绍了期望着力打造安全可信赖的抖音青少年守护体系的情况，他用“安全”“健康”“责任”三个关键词介绍了相关工作：一是通过加强内容治理、推荐优化、帐号管理、隐私保护、财产保护等，努力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二是通过设置青少年模式、亲子模式、时间锁以及开展家长评议等工作，积极推进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网络；三是通过开展创作者扶持、网络安全教育和社会合作等多种方式，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此外，抖音还开设了青少年守护客服热线（400-9922-556），及时处理涉抖音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问题。

抖音安全部门刘欢

社会组织可以成为专业社会支持力量。当前，很多单位也都非常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我国人民检察院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人民法院的少年法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以及共青团、妇联等都在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社会组织可以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处理未成年人案（事）件的专业社会支持力量。

社会组织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处理未成年人保护案（事）件。2个月来，六家社会组织处理的很多案（事）件都是由民政部门、检察院以及共青团、妇联等相关单位转介，如：民政部门会将未成年人监护、上户口等问题转介至社会组织；检察机关会协调社会组织为一些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专业服务，有时也会支持社会组织起诉；共青团、妇联将涉及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家暴等案件转介至社会组织办理；等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辉认为，“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非常具有特色，对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个项目将有效促进《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相关法律的贯彻落实。项目中有关专业社会组织的建设可以为这个领域积累丰富经验、提供实践样本、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而且，这个项目能够促进我国专业社会组织往多元化发展，让社工、心理专业的人员也加入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来，弥补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专业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短板。宋老师希望在未来的探索中进一步积累经验，形成社会组织服务未成年人的指引和规范，使其可持续发展并能够推广到更多地区。他同时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和基金会等继续支持相关探索，为专业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辉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正奎发言指出，项目推出了第一批有工作基础、有社会公信力的社会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这将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起到非常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六省（市）联动模式有利于在未成人保护类社会组织中建立资源共享体系，包括一些服务规范、服务标准等，还可以提高服务资源利用率。项目也实现了多部门和多专业合作，有利于推进公益事业的社会服务进程，未来非常愿意在心理专业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刘老师还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加强调查研究，可以就一些问题形成政策性建议；二是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方式等实现各地热线的联合，加强资源整体调配力度。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正奎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工青妇室主任王幼丽认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是全国第一家专门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通过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普法培训等工作，直接受益人数达数十万。像这样的机构永远不嫌多，这种模式应该在全国推广，让全国各地的未成年人都可以获得专业的帮助。现在，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且慧眼识珠，找对了合作伙伴。4月18日，中心启动了“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贵州、四川、江西、河北、江苏的五家社会组织参与这个项目，这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相关法律的有效落实，具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培育专业社会组织和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希望中心和各方持续发力，培育更多优秀社会组织，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工青妇室主任王幼丽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认为，项目各方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都有很高热情，虽然项目仅开展了2个月，但是成效显著，效率也很高。那厅长认为项目具有一些特点：一是项目起步规范，制定了遴选机制、项目管理办法、考核评估指南、风险防控办法，还开发了“未保社会组织工作平台”，做到了制度先行和规范化发展；二是项目效率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五家示范性社会组织开展了很多工作，接待了很多咨询，也处理了很多案（事）件；三是项目专业性强，不仅仅是法律服务，而且建立了包含律师、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多领域的综合服务体系。那厅长指出，未检部门的很多工作都需要社会组织的协助和参与，希望项目能够推动未保类社会组织在服务标准、服务质量、专业水平等方面更加规范，为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

全国妇联权益部一级巡视员兰青认为，“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回应了社会需求。项目将律师、社工和心理咨询师凝聚起来，积极开展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关爱保护工作，回应了社会需求。二是凝聚了社会力量。项目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把各方凝聚起来共同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三是有利于推动社会建设。社会组织和企业一起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可以更好形成人人互助的社会氛围，让社会更文明、更和谐、更有活力。最后，兰青提出了三点希望：希望扎扎实实做项目，做出样板；希望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力量参与进来，不断扩大专业队伍，培养更多的专业力量；希望注重宣传和倡导，引导社会发出理性的声音，营造保护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全国妇联权益部一级巡视员兰青

团中央权益部二级巡视员张蔚红提出，“全国首批未成年人保护类示范性社会组织培育项目”既是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最后一公里的创新举措，也是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创新，同时还是社会组织与公益基金在具体领域里面进行深化合作探索的创新。他对项目未来发展提出几点希望：一是坚定正确方向，进一步增强做下去的信心，让社会组织成为服务社会治理大局的有益帮手。二是以核心社会组织、核心专业人才为抓手，巩固好现有成绩，进一步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三是加强经验总结，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道路上，有很多同行者、同路人，希望能够总结经验并凝聚更多力量。

团中央权益部二级巡视员张蔚红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蔡艳认为，项目响应了国家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号召，抓住了国家注重培育未成年人保护类社会组织的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贵州、四川、江西、河北、江苏五个省份的社会组织作为首批示范性社会组织进行培育，这项工作值得肯定。项目特别注重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媒体融合发展，扩大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渠道，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未成年人。未来地方关工委可以加强与首批五家示范性社会组织的合作，充分发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和专业社会组织的优势，让更多的未成年人受益。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蔡艳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社工部主任王翠萍认为，虽然项目时间短，但是成效高，对其他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组织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在整合相关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努力将律师、社工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力量形成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合力。二是积极发挥了社会组织、基金会等多方力量，有利于推动国家顶层设计在基层落地、落实。她最后提出，应当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一方面社会组织要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另一方面还要鼓励像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这样的社会资金投入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要孵化、培育更多优秀的未保类社会组织，持续加强未保专业人才的培养，鼓励、支持更多优秀人才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组织运行的制度保障；探索对社会组织的赋权，使其更好发挥作用。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社工部主任王翠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项目高级官员陈雪梅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有很多交流、合作，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心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热爱，而且中心律师的专业能力非常强，在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律援助、进行实证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很多工作。希望本项目能够发挥出中心的工作优势，带领各省示范性社会组织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积极为遭受性侵害、家庭暴力等伤害的未成年人提供专业服务。当然，社会组织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就具备服务未成年人的专业能力，需要持续开展机构培育和人才培养工作，而且还要强化制度和标准等建设。未来希望能够继续加强与中心的合作，共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项目高级官员陈雪梅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业务指导和项目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项目成果显著。作为项目的主要执行方，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不但继续直接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服务，而且还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管理办公室，从社会组织遴选、制度建设、业务指导和协调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为执行该项目的北京、贵州、四川、江西、河北、江苏六省（市）的六家社会组织积极提供专业咨询、案（事）件处理、专题培训和社会倡导等多项指导工作。截至2022年6月18日，六家社会组织在2个月内共解答专业咨询258件，处理涉未成年人案（事）件65件，开展专题培训和普法宣传37场，发布抖音短视频125条，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南京乐行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律师董曼曼提到，两个月以来，中心按照项目要求组建了专业团队，不断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本项目特别重视建立部门协作关系，中心也非常愿意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等处理未成年人案（事）件的专业社会支持力量。其中，中心处理的7岁女童落户难、入学难问题效果较好，其相关工作得到了玄武区民政局和检察院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项目办的指导。今后，中心将继续保持初心、秉承热心，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贡献更多力量。

南京乐行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律师董曼曼

制度先行，短期内制定多项关键制度。项目办依托多年项目经验，十分注重项目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并发布了《遴选方案》《项目管理办法》《考核评估指南》《风险防控办法》，开发了《专业咨询服务指导手册》，将来还要围绕监护人侵害、学生欺凌等开发业务手册，努力为首批五家示范性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支持。项目办还开发了“未保社会组织工作平台”，并强化了对典型案（事）件的指导、协调、会商，这些制度建设和业务指导工作有效保障了项目规范、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组织更好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会上，四川伟旭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理事长王恩慧发言指出，自未保项目开展以来，中心在免费咨询、案件办理、普法宣传、抖音短视频、实证调研、参与立法和外联推广等方面实现了积极有效运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关键原因之一是中心组织项目团队专职人员认真学习了项目办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得服务质量得以提高，项目开展更加规范有序。

四川伟旭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理事长王恩慧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从三个方面对会议做了总结：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

第一，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解决问题，尤其是处理疑难复杂案（事）件。佟丽华认为，在未成年人保护的实践中，专业咨询、专题培训、环境优化等工作固然非常重要，但能否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解决实际问题更为重要。为此，项目从四个角度开展工作：一是六省（市）社会组织继续发挥传统热线电话功能，每周七天为未成年人提供电话咨询服务；二是六省（市）联动推出融媒体“未成年人法律帮助热线”，打造兼具普法和服务功能的抖音网络平台；三是积极打造以法律为主、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等专业人员参与的多专业相配合的未保服务新模式；四是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积极帮助未成年人解决实际问题，努力让孩子们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

第二，建立跨部门协作关系，社会组织要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群团组织等处理未成年人案（事）件的专业社会支持力量。佟丽华认为，只有建立跨部门合作，各方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人权益。我国人民检察院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人民法院的少年法庭、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机构以及共青团、妇联等都在未成年人保护事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遇到某些案例时也缺乏专业力量的支持和协助。社会组织作为专业的社会支持力量，一方面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服务，另一方面也是相关部门可以借助的推动未成年保护工作的专业服务力量。

第三，强调项目制度建设，积极保障项目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佟丽华认为，想要让项目切实落地并实现项目目标，规范的起步非常重要，而与项目管理、执行相关的建章立制工作将直接关系到后续的项目开展。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和致诚公益团队具有业务开展和项目管理的丰富经验，在短时间内制定了多项制度，这为保障项目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后期项目执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京报讯(记者汪畅)今年六一儿童节之际，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将推出24小时法律帮助热线，为未成年人保护提供法律帮助“最后一公里”，及时为权益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危险的未成年人提供及时专业的法律帮助。新京报将与该中心合作，及时跟进求助的案例，予以关注追踪报道，为未成年人筑好安全防护墙。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了更好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京报社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达成合作意向，将由该中心推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帮助热线，通过以下方式接受求助：1.热线电话010-63813995、010-63835845;2.抖音“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账号私信留言;3.求助邮箱iiccp@126.com。所有提出的问题，该中心承诺律师都将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

新京报社将发挥媒体的职责，根据未成年人相关求助问题予以跟进报道，加大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普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呼吁社会更多人付出行动。。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负责人表示，除了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外，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该中心还将及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代理未成年人依法维权;对那些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短期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的，提供小额爱心资金帮助。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创始人，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

佟丽华：让法律落地，做好公益“护苗人”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我国第一家法律专业背景的未成年人保护类社会组织，其创始人是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二十余年来，他始终关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

今年6月1日，也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一周年的日子。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完善了多项规定，在原先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的基础上，新增了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确立了“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

佟丽华是此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工作顾问、专家建议稿起草人。他见证了中国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改革发展的过程，“这些年来，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正在趋于完善。”

“不能有法而不知法、不用法”，当了二十余年的公益“护苗人”，佟丽华认为，在当下，让每一个孩子都真正被法律法规保护到位，是全社会应该努力的方向。

新京报：现在网络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孩子们越来越多地接触互联网，他们被称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网络时代下成长起来的未成年人，有什么新的特点?

佟丽华：未成年人要在虚拟空间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网络不可避免地对未成年人产生一些影响，他们会面临各种诱惑，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也可能面临各种各样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

过去我们常提到沉迷游戏的问题，现在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比如有的孩子在线上被引诱，导致线上发生的猥亵案件，又或者通过线上联系到线下进行侵害的案件，还有孩子玩网络游戏花了几万元无法退款的事情，巨额打赏主播等等。

网络是利弊共存的，未成年人有权利使用并享受网络，只是现在在网络空间里，要保护好他们的权益，都是一件难事。

新京报：保护网络时代的未成年人，有哪些难点?

佟丽华：网络活动具有一定的隐匿性，隔着屏幕，我们都不知道对面那个人是谁，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有可能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行为。而未成年人未必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否有问题，他们可能当时只是产生了一些屈辱感，也不知道去问谁，去哪里寻求帮助，网络空间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不容易被发现，一些隐匿的犯罪角落由此诞生。

新京报：应该怎样面对这些新问题?

佟丽华：今年3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再次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专门增加“网络素养培育”一章。其实在互联网时代，不仅要培养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成年人也应该具备相当的网络素养，比如在家庭里，父母首先要规范自己使用网络的行为，父母可以把孩子从虚拟空间带到现实空间来，多进行线下的沟通交流。

互联网企业也要承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监督和规范平台用户的行为，积极参与保护未成年人，让互联网更好地服务未成年人。

而像我们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可以利用好互联网平台，给未成年人开通一道窗口，提供便捷专业的法律服务，我们可以帮忙辨别事件性质，提供相应的帮助。有效的窗口越来越多，隐匿的角落可能就越来越少。

新京报：在投身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二十多年里，你觉得中国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发展如何?

佟丽华：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完善了多项规定，新增了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确立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网络保护和政府保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着力解决社会关注的未成年人侵害问题，包括监管不力、学生欺凌、性侵害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

可以说，这二十多年来，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正在趋于完善，在未成年人身上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在跟进。

新京报：法律的完善，体现在哪些方面?

佟丽华：对于孩子的侵害，有时候出现在熟人之间，甚至是家庭、学校里。孩子不懂法，又对家长存在依赖，有些这样的案件，很难进入司法程序。过去在如何处理监护人侵权的问题上，法律政策依据存在不充分的情况。但是后续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的监护职责。如果父母侵害孩子权益或者不履行监护职责，情节严重的，会受到法律干预。

比如发放“督促监护令”，5月25日，最高检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提到，在家庭保护方面，全国检察机关推广“督促监护令”。2021年制发“督促监护令”19328份，有效监督“甩手家长”履职管教、依法带娃。如果是家暴行为，《反家庭暴力法》提到，公安机关可以出示告诫书，情节严重的，有可能被撤销监护人资格。这样的情况下，以往难以处理的熟人作案，现在都可以处理了。

新京报：下一步该怎样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佟丽华：现在问题的难点重点，就是如何贯彻落实这些法律。有的责任主体，对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法律虽然给家长规定了很多责任，但是很多家长根本没有看过这部法律。包括教育部还颁布了近9000字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围绕“谁来保护”“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等问题，系统构建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的制度体系，但是有些校长，甚至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人员，也没有读过《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相关的责任主体对自己所需要承担的职责并不清楚，我们也不能指望未成年人自己在这一领域变得多么专业，那么就可能存在即便有法律，但是不知法、不懂法、不用法的情况。目前需要努力的方向是让法律落地，真正让更加完备的法律保护好未成年人。

新京报：如何让孩子知道应该合理保护自己?

佟丽华：一方面是法治教育，教育部经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同意，制定颁布了《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于今年五月一日开始实施，将法治副校长纳入中小学治理体系。法治副校长这样一个制度开始规范起来，现在全国四级检察院检察长都亲自去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法治副校长会亲自到学校去讲课，这确实有一定作用，能提高孩子们的法治意识，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底线，告诉他们首先自己不能违法犯罪，然后告诉他们自己有哪些权利，当自身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该如何依法维权。

另一方面，社会层面应该给孩子们开通一道随时可以咨询、求助的窗口。我们团队马上要推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帮助”融媒体平台，就是希望可以给孩子们这样一个专业、便捷的服务，如果未成年人遇到事情之后，不愿意和父母、老师或者朋友说，可以通过热线、网络的方式咨询专业人士，我们承诺最迟二十四小时内给出答复，保证一周七天的上班时间，每天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热线电话都保持畅通，随时给未成年人解答咨询。如果是网络私信留言咨询，也力争在十二个小时内给出回复。

除了提供上述法律咨询帮助外，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还将及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代理未成年人依法维权;对那些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短期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的，提供小额爱心资金帮助。

截止到2021年底，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已经为5万余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办理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法律援助案件500余件，为1700多名权益受到侵害、家庭贫困却无法得到赔偿的未成年人提供“小额爱心”资助260余万元。

这里面有些案例是很悲痛的，有的涉及未成年人互相伤害，有的未成年人受到伤害后选择自杀，我总在想，如果他们早期就能够获得有效的帮助，可能不至于发生类似的悲剧。在这些数字背后，还可能隐匿着更多不为人知的角落，有很多不知所措的未成年人，要保护好他们，全社会都需要付出努力。

新京报记者 汪畅 编辑 胡杰 校对 贾宁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完善儿童网络保护立法的情况和中国治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的基本思路，包括完善立法以明确规定政府、企业以及相关方应该承担的具体责任、强调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司法保障等。

佟丽华介绍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国内以及国际上正在推动的五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为权益受到侵害的儿童提供法律帮助、积极开展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实证研究、积极开展社会倡导工作、推动中国整体律师行业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以及推动中国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立法和政策改革。

佟丽华强调，由于互联网是跨国界的，各国儿童网络保护普遍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在这个议题上就更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愿意与各方加强合作，推动网络儿童保护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致力于为儿童建设一个更加友好的网络时代。

世界WeProtect全球联盟的执行主任伊恩·德雷南（Iain Drennan）介绍了他们机构的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如今儿童们面临着儿童性剥削和在线虐待的持续威胁。 他说，报告有着很大的滞后性。 随着被发现的虐待事件的增加，实际发生的虐待案件数量更多。

正如伊恩所指出的那样，少数群体总体上面临的风险更大，这需要大量的额外研究。 这些儿童更需要依赖互联网进行社交和互动。 好的方面在于，在互联网监管、在线安全技术和自愿合作等方面，还有着很大改进的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公司、政府和慈善机构现在都应该采取行动，完善网络儿童性虐待的应对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在会议上发言说，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多层次的儿童保护立法和执法体系，这方面的行政监管和司法执法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部门的重视。儿童主要面临的网络风险包括互联网上的非法和不良信息侵害、网络成瘾、网络欺凌、侵犯个人信息和网络犯罪。

近期，中国儿童网络保护方面的研究和规制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未成年人模式的改进，儿童算法推荐的规范，儿童身份的识别，游戏和直播的在线收费和打赏以及网络素养的培养。

津巴布韦儿童司法项目官员兼法律援助部门负责人帕梅拉·缪斯瓦（Pamellah Musimwa）谈到，在津巴布韦，信息通信技术的全面渗透，一方面弥合了儿童的数字鸿沟，为其学习和了解信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儿童也因此遭受更加严重的网络攻击。

目前津巴布韦虽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立法规定，但现行法律保护在面对儿童网络保护时还存在严重缺陷，在实践中缺乏提供指导的框架和针对儿童的网络攻击的标准化解决方法。对此，津巴布韦应尽快借鉴国际上的最佳做法从而更加有效地保护儿童免受这种侵犯儿童权利的“新流行病”的影响。

儿童保护律师、菲律宾儿童法律办公室副执行主任诺埃米·阿巴恩托斯（Noemi Truya Abarientose）指出，菲律宾是在线儿童性虐待和性剥削的重灾区。

诺埃米认为，需要制定单独的法律来解决相关儿童的社会经济问题，因为贫困仍然是网络色情和剥削儿童受害者的主要动机。尽管许多儿童，甚至是他们的父母认为这是一种快速和简单的赚钱方式，我们仍不愿把他们称作是自愿的受害者。我们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如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教育改革。

肯尼亚非政府组织Our Choice的儿童保护律师布伦达·凯莉（Brenda Kiarie）在介绍肯尼亚在数字时代儿童保护的情况时指出，肯尼亚儿童面临的主要互联网危险是网络欺凌、身份盗窃和引诱未成年人、儿童色情和网络成瘾。

“反对在线儿童剥削的战争只能通过多方努力才能持久。肯尼亚政府已经邀请了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公司以及社会名流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布伦达说。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以确保儿童拥有一个更安全、更干净的在线平台。政府必须始终如一地宣传在线儿童保护，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