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的主题是防止儿童故意伤害。我们在六一儿童节之前组织这样的讨论, 是作为联合国儿基会和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12年中国儿童福利周”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同时希望能够借助媒体平台，呼吁包括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公益组织等更多地参与和关注中国儿童福利事业。
到场参与讨论的嘉宾(由左至右)：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青少年问题专家陆士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官员许文青;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长王振耀。
从去年6月到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儿童伤害事件，举例来说：2011年9月，湖北两名幼童被司机和接车老师遗忘在校车上，当时湖北气温31度，两名幼童被闷了8小时，发现时已停止了呼吸。10月28日，广东一家托儿所把幼童五花大绑固定在粪盆上，防止孩子把大小便弄在身上。12月5日，广西北海11岁的女孩到超市偷糖吃被超市服务员抓住，脱掉衣服绑在超市门前的电线杆上挂牌示众。12月7日，香港4岁女童单独在家坠楼身亡。今年1月29日，北京西单新一代商城9岁男孩在自动扶梯上被夹死，其母亲为商城商户，事故发生时正忙于卖货。5月29日，原河南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因涉嫌强奸十余名未成年女性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故意伤害”——
语言暴力属于故意伤害
陆士桢：过去一直说“意外伤害”，今天提出的“故意伤害”，主要是指由于成人的疏忽，对儿童照顾不到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冷暴力对儿童伤害也很厉害，冷暴力往往源于成人的内在认知。我们把这样一些由于成人思想的、行为的过失，造成儿童身心各方面的伤害甚至是死亡事件，叫做“故意”。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责任主体，“意外”这个词很明确，是不可预见的，具有偶然性。而“故意”一定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矛盾等等造成的儿童伤害，这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
陆士桢
如果只从受害者这个角度来讲，我把故意伤害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身体受到伤害，一大类是精神、情感受到伤害。
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伤害的主体讲，伤害的模式很多，比如语言暴力，我们曾经研究过校园的软暴力——小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家里穷，穿衣服破，班主任总是冷言冷语讽刺他，一批小干部也看不起他，没人跟他玩，这种伤害其实没有暴力，但是孩子受到的内心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它对孩子的一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户口体制是对孩子堂而皇之的伤害
王振耀
王振耀：我想特别提醒，我们国家其实存在着广泛的、大量的文化性伤害和体制性伤害。我们几千年来因为太穷了，在穷到极端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记载上居然是吃孩子，二十四孝图当中我们民族鼓吹的是什么价值?是把孩子非常简单的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
现在还有一种倾向是体制性的对孩子的伤害——我要赚钱，你在家。于是几千万留守儿童，更不要说带到城里来的孩子，户口体制伤害很严重。我原来做低保到矿区去，大量的孩子长大到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了，连村里都没回过，孩子还是农村户口，低保进不了。哪儿有20多岁了还是农村户口的?说不过去。实际上，体制给对孩子们造成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堂而皇之。我们很有学问或者很负责的人说，这些其实对孩子造成心理上的阴影。
● 观念——
儿童权利观念是深刻的社会原因
陆士桢：儿童伤害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一个国家在儿童问题上反映国家意志、国家观念、国家认知和国家作为的应该是儿童福利法，福利法实际上会规定一个国家对儿童应该负有的责任。
说点不太好听的话，我们国家儿童福利其实欠账很多，越南比咱们穷，1—3岁的儿童免费医疗，我们怎么就做不到?朝鲜比我们穷，儿童福利整体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当然这里面有很复杂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和全社会也包括政府对儿童的认知有关。
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绝不是纯生理的。中国孩子在家庭范畴的意识当中从来不是独立的人，比如王小二，他天生工具性的地位是王家的第二个儿子，一定是这样的——这是家庭、政府一贯的视角。
我们的教育方针里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接班人”，这个词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封建色彩，无论从家庭还是从政府指导思想，中国的孩子绝不是独立的、有主权的、有独立发展的人，他一定是被塑造成我所需要的一个客观的对象。我们国家没有完整的青年福利政策，光教育，对孩子也是这个思路，我们很少整体谋划作为一个主体推动他发展，从上到下想着怎么塑造成我需要的人，这个过程按照这样一个目标脱离了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在中国，哪个年代的人都觉得现在孩子没自己小时候活得好，都觉得现在孩子太痛苦了。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儿童服务的意识。北欧有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儿童福利工作者负责学业辅导、人际关系调试，我们现在就是一根筋让你念书，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儿童权利观念问题。中央这些年一直强调人本，整体工作当中儿童为本的东西还远远没在我们这个社会树立起来。比如一个狼爸虎妈那么多人叫唤，不管结果如何，这个方式肯定不对，法律都说了不许打孩子，你还说打孩子打出北大清华来，没道理。
佟丽华：我认为必须首先谈一个观念的转换，就是儿童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儿童要受到尊重，他不是大人和家庭的附庸，这是第一个基本观念。在这个基本观念的基础上我们要意识到，他有独立的人格尊严，他是弱小的，他需要保护需要帮助。从立法的角度来说，我们提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和社会保护，监护人要承担责任，学校在校期间加以保护。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更新另外一个观念，这个孩子不仅是这家的还是国家的，如果要是更新这样一个观念，立法要跟进。
● 立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没有可操作性的条款
佟丽华
佟丽华：坦率来说，民政部这些年为推动儿童福利做了大量工作，但很遗憾立法当中没有引用。
2004—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时候，最初草案是我来写的，整个过程我全部参与，一直希望加入一章解决传统上政府愿意多做就做一点，碰到有良心的官员多做一点，不负责任的官员少做一点的问题。非常遗憾的是，修订之后的版本没有能够把政府保护作为鲜明的一章规定下来，修订后的72个条款，依然没有解决可操作性的问题。
政府在儿童保护上不是想不想做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做的问题，一定要明确规定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刑事诉讼法》将专门介绍怎样保护未成年人权利
佟丽华：明年1月1号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下有未成年人一章，用12个条款，专门的一章来介绍怎样在刑事诉讼当中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此外，从我们的角度一直在呼吁，反家暴立法一定加入专门的一章反对针对儿童的家暴，全国妇联比较关注针对妇女的家暴。从关注儿童权利的角度来说，我们和全国人大、全国妇联一直在沟通这个问题，这具有重大意义。
去年民政部委托我们研究儿童福利立法的问题，去年国务院出台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意见以后，有很多负责任的官员，大家一直在关注儿童福利的制度建设问题。我们看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如果有更多的人去呼吁，我相信中国的孩子们未来情况还会越来越好，正是这样一个信念支撑着我们一直在努力做这项工作。
● 预防——
监督、评估、干预体系，可以降低伤害事件的发生
佟丽华：在儿童成长过程当中，意外伤害事故总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在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故意伤害的比例就会大规模下降，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从我们处理案子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
一是跟监护相关的，监护人不承担责任，或者棍棒教育、家暴、虐待。
第二方面是校园伤害，在校园内发生的，和在上学放学路上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发生的。
第三方面是社会其它方面造成的伤害。
简单来说，从伤害的主体来看，这种分类方法更大的好处是更容易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比如校园伤害事故怎么降低?06年教育部曾经专门下发了《校园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这个办法列了大量的条款，列了12种情况学校要承担责任的，也就意味着学校应该采取措施降低伤害事故的发生率。
许文青
许文青：无论是意外还是故意伤害，都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体系的话，真的可以把这种比例降的很低很低。
前两天我跟新疆的同事一起聊儿童福利，新疆民政的同志跟我讲，自打我们做了儿童福利项目以后才知道儿童福利不仅仅是给儿童发钱，更多的是在我们的村里，父母、村干部从儿童优先的角度考虑怎么样让儿童能够不掉入社会底层，能够让每个儿童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存保护。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意识到，我们最基层应该有一个人能够从儿童权利的视角来看我们社会对儿童的保护是不是够，能够和父母、和社区的人一起来采取措施，预防很多不应该发生的无论是意外伤害还是故意伤害。
其实我们是可以由专业的人来评估、来减少这样事件的发生。我们一个村的福利儿童主任说，我学习了儿童权利之后突然就想到，我们村委会之前的水塘其实应该是有一个栅栏的，要不然孩子在这儿玩很容易掉进去，因为水有一人多高。我了解了儿童权利之后和村委会商量，能不能把水边上安上栅栏，这种视角可以和村里所有搞决策的人、父母，一起来讨论怎么让儿童更安全。
相信只要我们有这种意识，有这种监督体系、评估体系，干预体系的话，是可以减少很多，无论是故意还是意外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