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用户名:
密码:
[注册] [忘记密码]
010-63813995
010-63835845
当前位置: 主页 > 研究中心 > 实证研究参考资料 >

关于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责任承担问题的调研报告

2013-02-27   来源:未知   xiaolina
青少年维权网(http://www.chinachild.org)所有文章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前言

  学校体育活动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是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国家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国民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成年人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对促进其生长发育和智力发展都有益处。然而体育活动天然所具有的对抗性、群体性特点,使得在体育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不可避免。特别是近年来,在校学生因参加学校体育活动而发生人身伤害的事件屡屡发生,由此而产生的法律纠纷也日渐增多。学校和学生成为校园体育活动伤害事故责任的最大承担者,致使很多学校因噎废食,大幅降低甚至放弃部分体育课程的开设,严重困扰着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体育活动教学秩序。

  体育活动致伤的人身损害赔偿与一般的人身损害案件区别较大,我国现行法律对此类事故的处理和责任的认定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审判实务中的处理并不统一,责任认定标准不一致,尤其是在校园体育活动致伤案件中学校责任问题争议不断;针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自甘冒险规则与公平原则的适用标准和适用范围是否应当做区别对待、应在何种程度内做区别对待亦未有定论。

  如何合理分担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中所产生的损害的赔偿责任,以及对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机制的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就是当下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在社会管理方面加强校园体育活动的有效保护及损害救济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我庭与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共同组成调研小组,收集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赔偿的典型案例,查阅案卷,走访相关单位,根据民法原理和相关法律关于处理一般人身伤害事故的有关规定,从法律角度分析探讨学校体育活动中人身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责任构成、归责原则、处理及防范措施等基本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和建议。

  我们以未成年人保护为重点,以司法审判中的典型案例为样本,全面分析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中人身损害的不同类型。针对不同情况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司法建议,形成统一的司法标准,同时立足社会管理角度探索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机制。通过此课题的研究,我们倡导社会各界特别是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高对校园体育工作的关注度,加强适合未成年人成长的文化体育活动的研究,完善校园体育活动各项机制。

  一、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概况

  校园体育活动是未成年人学校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体育活动自身风险性特点以及校园体育群体性强的特征,未成年人在校期间因参与体育活动而导致人身损害的事故频繁发生。

  对于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的界定,我们认为是指在学校作为组织者组织实施的校内、外体育活动或学生按照学校体育活动规则在学校内自发进行的体育活动中,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体育场、馆或者其他体育设施内进行体育活动时发生的,因过错造成未成年学生人身损害或者死亡的事故。

  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事故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就主体而言,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事故的当事人一方为在校未成年学生。其中,依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包括各“国家或者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日制的中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各类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是指“在上述学校中全日制就读的受教育者”。

  第二,就主观方面而言,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事故的发生多为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以行为性质看,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所导致的后果为人身伤害或者死亡,涉及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属于侵权行为的范畴,依据《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此类行为以过错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无过错的,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第三,就客观方面而言,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应当发生在学校组织的课内外、校内外体育活动或者未成年学生按照学校活动规则在校园内自发进行的体育活动过程当中;场地需为学校负有管理职责的运动场、馆或者其他体育设施内,或者为在学校组织的校外体育活动场所。具体包括学校组织的体育课、体育活动、体育训练、体育竞赛期间,或者是在学校组织的校外体育活动、体育训练和竞赛期间,或者是学生在校期间在校内体育场所内依照学校活动规则自发组织的体育活动期间。

  第四,就客观结果而言,学校体育活动伤害事故仅指对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包括由于对人体的损害而造成的精神损害。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所遭受的财产权损害应当作为一般侵权处理。

  依上述标准,我们选用北京市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28件为统计案件,其中涉及未成年人47人。28件案件均系经两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我们分析案件后发现:

  首先,在阶段性方面,小学就读的未成年人活泼好动,对于自身行为的危险性缺乏足够认知力,且对自身行为后果预见性差,发生的人身损害事故的体育活动以跑、跳类单向性体育活动为主。中学就读的未成年人处于青春期,体育活动类型多为球类竞技等对抗性活动,对自身力量的控制能力不足,属于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高发群体。

  其次,在责任主体方面,直接侵权人与学校共同责任认定的案件比例占大多数,直接侵权人、被侵权人、学校的共同责任案件占中等比例,单独追究学校责任和单独追究直接侵权人责任的案件比例相对较小,总体而言,学校作为责任承担方的案件比例较高。

  二、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主要特点与成因

  1、分析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阶段性特点

  幼儿园、小学、中学分别所占比例与未成年人不同时期的身心特点及学习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调研案件中,幼儿园阶段发案比例为7.1%,小学阶段发案比例为32.1%,中学阶段发案比例为60.8%。这与各年龄段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密切相关。

  幼儿园就读的2-6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对危险的基本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容易遭受伤害。但是由于幼儿园的体育活动类型简单,设置较少,且幼儿活动区域及活动方式受限,对他人实施危险行为的能力有限,因此,此阶段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纠纷少,且几乎均为未成年受害人与学校之间的纠纷,伤害类型以非对抗型、非相互型伤害为主。

  小学就读的6-12岁未成年人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衔接阶段,初步具备了对常识性危险的认知能力,但是自我保护能力差。虽然依照学校的体育活动安排,此阶段的未成年人不会参加对抗性激烈的高危险性活动,但由于该阶段未成年人对体育活动规则理解能力有限,遵守规则意识较差,在普通体育活动中也容易发生伤害。在我们分析的9件小学阶段未成年人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中,有7件是发生在跑跳类单向性体育活动中,有1件是发生在相互性体育活动中,球类对抗性体育活动伤害仅1件。

  在中学就读的12-18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身心较接近于成年人,其对于自己行为及周围环境的危险性已经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活动范围及活动方式亦较其他未成年人要更为广泛和多样化,更多的参与对抗性活动,由此发生事故的机会亦随之增加。鉴于该阶段在校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判断能力和生活经验,学校对于此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意识会相对降低,人身安全防护措施自然不会如对于幼儿或儿童一般。但是此阶段的未成年人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判断能力,对自身行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并不完全。加之,这个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处于青春期,生理活动旺盛,热衷于对抗性、力量型运动,情绪容易冲动,对自身力量和行为的控制力与破坏力并不能形成准确的预估,容易造成人身伤害事件的发生。

  2、分析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的伤害来源特点

  由于环境及参与者的限制,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伤害来源分布较为简单,主要集中在校方作为管理者的管理者侵权型事故和同学作为共同参与活动者的参与者侵权型事故。

  在本调研报告的统计案件中,学校未参与诉讼的案件仅4件,占统计案件的14.3%,其中包含1件第三人侵权案件和3件参与者侵权案件。仅有受害人和学校参与诉讼的案件为8件,占统计案件的28.6%,均以管理者侵权为由提起诉讼。受害人、行为人、学校共同参与诉讼的案件16件,占统计案件的57.1%,均以分别追究管理者侵权和参与者侵权为由提起诉讼。

  (1)管理者侵权型事故

  学校作为未成年人在校期间学习、活动的管理者,因体育设施瑕疵发生事故、因组织行为瑕疵发生事故、因违反法定义务发生事故、因工作人员的过错发生事故等的事故情况,统归为管理者侵权型事故。由于服务对象均为未成年人,学校承担着特殊的社会职能,故学校在安全保障方面应当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增强自身安全意识,保证设施的安全性和事故防范措施。

  案件统计表明,诉讼中不包含管理者侵权的案件比例很小,仅占约1/7。学校作为管理者、组织者参与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比例较高,校方作为教育管理机构在未成年人体育活动保障方面与预估情况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学校作为直接侵权或者间接侵权的主体参与诉讼的类型主要包括:

  第一,因体育设施瑕疵发生事故。这类事故属于学校在体育活动中未尽到管理和保护责任的直接侵权类事故,是指学校内部的体育场馆、器械或者其他体育设施,因不符合适用标准或者存在安全隐患而导致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的事故。

  第二,因组织行为瑕疵发生事故。这属于学校在体育活动中未尽到管理和保护职责的直接侵权类事故,是指在学校组织的校内外体育活动中,或者学生依据学校的体育规则自发在校内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因学校的组织行为不当而发生的事故。学校应当按照学生的年龄、认知能力、行为能力的不同特点,组织、指导、引导或者规范学生进行相应的体育活动。如果组织安排不合理,组织安排不到位,或者明知学生在校内自发进行超越其能力范围或者风险极高的体育活动而不加制止和教育,均属于学校因组织行为瑕疵而引发的事故。

  第三,因违反法定义务发生事故。这属于学校在体育活动中违反相关规定的直接侵权事故,是指在学校组织学生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学校因违反相关义务不作为而发生的事故。学校应当了解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基本情况,学校明知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与体育活动,或者在明知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发生疾病或者伤害,而不采取及时措施导致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受到人身伤害,则应当认定学校违反了法定义务。

  第四,因工作人员的过错发生事故。这属于学校作为间接侵权主体的事故类型,是指因教职员工在体育活动中体罚学生或者履行教师职责的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相关规定规定而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事故。由于学校与教职员工之间形成的职务关系,在体育活动中,教职员工的职务行为应当由学校对其承担相应的替代赔偿责任。教职员工的非职务行为应当由本人承担法律责任。

  (2)参与者侵权型事故

  由于本次调研研究的主体特征,我们认为参与者侵权型事故是指体育活动的未成年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因过错而发生的体育活动人身损害。

  未成年人在自身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范围内参与体育活动,但由于自身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而发生人身损害的案件属于参与者侵权事故。未成年人相互之间在校园内因体育活动而致人身损害的案件为多数。如同学之间在校内自主开展体育活动时活动致伤,同学之间在体育课上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发生冲撞致伤等。

  由于未成年人作为行为人的人身损害案件的侵害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往往是分离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承担较高的监护职责,故我们认为未成年人或者其监护人隐瞒特异体质或者病情参与体育活动而造成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属于参与者侵权型事故。

  (3)第三人侵权型事故

  第三人侵权型事故是指由于第三人的过错而导致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的事故。未成年人体育活动多以群体性、开放性为主,加之部分学校周围的环境较为复杂,学校无法保障周边环境的完全安全。此外,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开展,校方作为发起人与其他机构联合组织的素质拓展类活动也逐渐增多,因第三人的过错而发生的体育活动人身损害事故近年来时有发生。

  如张某在北京市某中学、北京某文化公司组织的拓展培训活动“高空抓杠”中,因安全带脱落,导致张某从高空摔下。法院认定,北京某文化公司作为活动的组织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发生负有全部责任;北京市某中学选择了未成年人不宜参加的具有高空危险性活动,以致出现伤害事故,应当与北京某文化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共同侵权型事故

  目前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以集中性活动为主,因此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的共同侵权事故较为多发。

  如孙某与董某在学校操场上因体育课排队互换位置中将附近的吴某撞倒,造成吴某受伤。法院认定,孙某、董某构成共同危险行为。二人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在致吴某受伤后,孙某、董某均未能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孙某、董某对于吴某受伤的后果应当共同承担民事责任,故两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5)意外事件型事故

  意外事件型事故是指学生在体育活动过程中,由于主观上不能预见、客观上存在不可抗拒等原因而发生的人身损害事故。其中既包括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伤害事故,也包括体育活动过程中外界环境发生的具有突发性、偶发性的意外侵害而造成的事故,因参与者不自知、管理者不能知的突发疾病而造成的事故,在正常体育活动中因不可预见的风险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等。

  依照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的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学生所处不同年龄阶段,根据学生的情况安排在校学生进行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其中也应当包含一定比例的体育赛事活动,这是符合教育教学需要的。由于体育活动自身的风险性本质,特别是在对抗性明显的体育活动中,即使是校方作为管理者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且无过错、体育活动参与者遵守活动规则,也可能因主观上不能预见、客观上存在不可抗拒性等原因而发生体育活动伤害事故。

  如某小学体育课上老师教授足球脚内侧传球基本要领,李某与梁某在练习过程中快速跑动,由于二人跑动过快,李某被梁某绊倒摔伤。法院认定,该小学安排的体育课内容及教师授课活动,均属于正常的体育教学活动,目的为学生强身健体,无不当之处。李某与梁某体育课上练习老师教授的传球技能,该运动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人为伤害性,李某被梁某绊倒致伤,李某与梁某均无过错。

  3、分析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责任承担特点

  首先,对于管理者侵权型案件,我们分析的案件中,学校参与诉讼案件共24件,占统计案件的85.7%,说明在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学校作为承担“教育、管理、保护”职责的特殊法律关系承担者,对该类案件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

  学校参与诉讼案件的二审生效判决中,认定学校完全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仅2件,占学校参与诉讼案件的8.3%;认定学校承担公平责任的案件为3件,占学校参与诉讼案件的12.5%;学校与受害人调解结案,学校承担调解赔偿的案件为3件,占学校参与诉讼案件的12.5%;在生效文书中认定学校有过错的案件有16件,占学校参与诉讼案件的66.7%,其中学校承担全部责任的案件1件,学校承担主要责任的案件6件,学校与学生承担同等责任的案件1件,学校承担次要责任的案件8件。数据表明在学校参与的诉讼中,学校承担各类赔偿责任的比例非常高,虽然承担赔偿责任的责任形式不同,但在超过九成的案件中学校都要自主负担相关的赔偿费用。而且其中认定学校存在过错的案件比例也超过了六成,其中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校的体育活动安全保障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当学生发生体育活动人身损害事故时,学校很难证明自身无过错。

  其次,统计案件中,全部统计案件的受害人均为未成年人,受害人因自身过错承担责任的案件共12件,占全部统计案件的42.9%,其中受害人因自身过错承担全部责任的案件为2件,受害人承担主要责任的案件为3件,受害人承担同等责任的1件,受害人承担次要责任的6件。数据表明,尽管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未成年人在参与体育活动时也应当对于自己行为能力相适应的体育活动有一定的风险判断能力,应当在体育活动中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否则将由自身承担相应的风险。

  再次,由于活动参与者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不同,统计案件中,参与者侵权型事故的参与者责任承担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当活动参与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对参与者的责任认定相对较轻。当活动参与者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由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认知力和控制力,对参与者的侵权责任认定相较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较重。

  4、分析学校在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方面的情况特点

  通过对北京市石景山区57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进行问卷调查,目前学校在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方面存在以下情况特点:

  第一,全部学校都能达到基本的安全教育要求,均有预防措施,97%的学校以安全值班老师、学生检查,班主任及学校安全教育为主要形式。91%的学校制定有事后应对方案,2%的学校事后应对方案不完备,7%的学校无事后应对方案。

  第二,83%的学校能够在组织集中性体育活动时制定安全预案,在体育课前任课教师准备详细教案,列明活动类型及安全保障情况。

  第三,仅35%的学校有单独的课程记录,部分学校能将课程记录与教案一并完成。

  第四,部分学校体育活动设施预估与实际现状存在差异,体育设施存在不安全因素。

  第五,95%的学校组织学生加入保险,其中包括学生平安保险和校园伤害险,但有5%的学校无校园伤害险,虽然每年会组织学生自愿参加的学生平安保险(包括意外伤害),但因投保系学生自愿,所以各个学校的自愿投保情况参差不齐,没有学校能做到全部学生自愿投保,仅7%的学校自愿投保率能够超过90%。

  第六,部分学校迫于师资力量有限,校园体育活动组织存在瑕疵。

  三、现有法律框架下审理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法律难点

  1、过错推定原则下法院是否必须追加学校作为共同被告

  《侵权责任法》规定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人身损害,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依此可认定,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的体育活动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在尚未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况下,推定为过错侵权人。在还存在其他侵权人的情况下,学校作为推定的过错侵权人与其他侵权人构成推定的共同侵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可见,作为推定的共同侵权人,在责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学校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也可以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追加学校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但是赔偿权利人明确放弃对学校的求偿时,也应当允许,但应当在明确责任的情况下依法分担赔偿责任。

  2、举证责任问题

  在审判实践中,受伤害学生举证非常困难。以学校责任为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证明举证学校存在过错,且学校的过错行为与人身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需要证明人身损害结果与学校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虽说在民法上,学生和学校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但受到人身损害后举证对学生来说是不容易的,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注意谁可能有过错、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是不现实的。受到年龄和认识能力、逻辑能力的限制,未成年人本人及学校同学在举证方面都有很大的难度和障碍。而监护人作为实际诉讼活动的直接参与人,却因为没有直观接触到损害事故当场也无法实现有效举证。

  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从其教书育人的角度讲也应当尽可能选任高素质的教职员工、选用高标准的体育活动设备、建造保障活动安全的场所,为学生提供能足以保障其权益的体育活动条件。出于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因而我们认为应当要求学校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学生作为学校管理的对象,本身就处于劣势,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角度讲,也应当平衡各方以达到法律的公平适用。

  3、保险求偿问题

  部分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主张受害方的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中有部分金额为优惠或者保险已给付部分,以此为依据抗辩拒绝再次支付此部分费用。

  对于当事人要求赔偿享受优惠部分的医疗费,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并可以将当事人获得优惠部分赔偿的情况告知相关单位。故以受害方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中有优惠为抗辩理由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自行投保的人身保险合同,属于商业保险行为,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的伤残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故对于受害方自行投保所获的赔偿并不能减轻侵权人对其的赔偿责任。

  但对于双方当事人均系未成年人,且参加了国家建立的基本医疗保险的,未成年人受到伤害后可以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了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的帮助。区别于商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不适用已报销费用的追偿,法院仅就实际支付的部分予以支持。

  四、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审判对策

  (一)关于归责原则

  1、过错原则

  行为人的过错是加害人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通常主要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侵权责任法中主要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归责的主要原则,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过错责任原则。

  第一,从运动形式分类上看,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多以田径技巧类和团体竞技比赛类项目为主,应当区分这两类体育活动的过错认定标准。

  田径技巧类一般不会发生身体的接触,所以相关规则对管理者和参与者的注意义务要求较低,过错的认定标准也相对较低。如果发生了不合理的身体接触,那么根据身体接触发生的原因就比较容易判断过错的承担方。在体育活动中这种义务的要求降低是与运动的风险性相适应的。而对于团体竞技比赛类的项目,如篮球、足球等会发生较为激烈地身体对抗的项目,由于参加人数较多,比赛的激烈性和广泛的参与性使得伤害的几率大大提升。在对抗性运动中,基于现代文明的体育活动规则已经初步区分了合理对抗和不合理对抗,所以如果各方能够完全遵守各种体育活动项目的规则及管理职责,并不会带来严重的体育活动伤害事故。合理的冲撞和肢体接触如果是规则所允许的,那么一般不会造成重大的伤害事故,即使有一般性的逾矩犯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是规则的许可,一般情况下不应当认定其存在过错而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行为超出了体育活动规则及一般性逾矩犯规行为所涵盖的范围,也就超出了运动对方可以预见的范围,就会转变为侵权行为。

  未成年人作为心理和生理发育均不完全的特殊群体,其可预见能力并不强,在激烈的体育活动中容易冲动,自我肢体控制能力差,不能非常准确地评估自己的行为,其在体育活动中的过错形态应当结合其特殊性做区别于成年人的调整。

  第二,从责任承担者分类上看,应当区分学校、学生、监护人、第三人在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事故中的过错认定标准。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 因此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时,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是学校责任的过错认定标准。例如学校体育活动设备、器材、场所未达到安全标准或存在安全隐患,体育课程安排存在瑕疵,体育活动期间学校未能完全履行安全说明义务和监督管理义务,未能提供与体育活动要求相适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和设备,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相关事项未能尽到管理注意义务,对于不宜参加体育活动或某项体育活动的未成年人未能尽到注意义务,对上述情况致使未成年人在体育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在学生体育活动伤害发生后,学校因自身原因未能及时救治或者错误救治的,对上述情况学校对扩大的人身损害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

  对于参与者型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而言,参与者在参与体育活动之前,都会对体育活动有一定的预见和了解,体育活动较之一般的社会活动有其特殊性,体育活动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参与者既然选择参加或者允许未成年人参与体育活动就应当能够理解一定的受伤的危险。而且由于体育活动项目的多样性,各种体育活动项目所包含的危险性也不尽相同。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规则性,因此在体育活动中参与者之间的注意义务首先是遵守体育活动规则,这是防止遭受身体伤害的前提,其次还要合理控制自己的行为以防止对方受到伤害,这是一种必须尽到所有的合理注意的义务,这种注意义务还应当考虑到体育活动的具体环境情况。未尽到上述注意义务的参与者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是存在过失的行为,因未尽到上述注意义务而导致未成年人在体育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的参与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

  《侵权行为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损害时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过错推定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的情况是,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对于学校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学校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应当承担责任。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即提出损害赔偿主张的一方即受害人(学生)对于学校是否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作为未成年人,尤其是10岁以下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很多时候并不能完整、准确地描述事件的经过。另外,未成年学生在学校是处于校方管理之下,是属于被管理一方,对于学校及老师在心理上处于弱势的一方,且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通常情况下在事故发生时都不会在现场,大多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在事故发生后亦无法有效及时地进行证据的搜集、保存。因此,未成年学生受其年龄、智力状况的影响及学生家长受其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学校这个组织性较强的单位相比,均处于相对较为弱小的地位,要求其举证证明学校对于学生的伤害存在疏于管理的过错,确实存在先天不利的因素。然而,过度强调学校的举证责任亦会加重学校的负担,对于并不负担监护责任的学校而言也是不合理的。鉴于这种情形,出于衡平的考虑,在司法实践中,在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部分案件的审理是对学校是否及时发现伤害事故及在发现事故后是否积极调查事故原因进行审查,以此作为确定其是否存在过错的衡量因素,这方面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根据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五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十五条的规定,即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及时救助受伤害学生,并应当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

  针对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作出了调整:

  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受损害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受害人能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致害人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自己无过错,那么就从损害事实的本身推定致害人有过错,并为此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 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损害时,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第四十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三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害时,并未明确规定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负有举证责任。[1]

  3、公平责任

  针对在审判实践中,当学校与学生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时,如何适用法律,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上述规定均是公平责任在无过错的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适用依据。所谓实际情况,一般是指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这种情形下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公平责任解决的是损害的分担问题,并不是侵权责任的依据问题,即在按照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行为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法院可以根据社会上公平的观念,及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确定当事人分担损失的责任,是一种损害赔偿原则而非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中也延续了将公平原则作为一种侵权损害赔偿形态的做法。

  需要强调的是,公平责任原则旨在平衡当事人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在解决个案的同时实现一种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在侵权责任领域,公平原则应作为在实现法律公正的基础上,为实现自然公平而考虑适用的一种补充性的责任分配原则,它的适用不具普遍性。特别是在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领域,对于因此而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公平原则的适用更应该慎重,因为在校园体育活动中的未成年人往往承担的同样大的体育活动风险,而且一味的风险均分会使得学校作为管理者和学生、监护人作为参与者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阻碍未成年人和学校的体育活动发展。鉴于对于公平原则的适用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且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不恰当的适用容易导致当事人的疑虑,损害法院的权威,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谨慎地、严格地适用,补偿的比例亦不宜过高。

  (二)关于赔偿责任划分

  在审理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案件中,确定责任比例亦是一个具有较大争议的问题。第三人责任的情况法律规定比较清晰,前文已述,此处不赘。但对于混合责任情况下学校的教育、管理责任和参与者责任比例划分,由于缺乏相关明确的规定或者可操作的细则,法院在确定责任比例时,尤其是多原因力作用下发生的事故,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1、学校的责任

  目前个案审理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不恰当地扩大学校的责任,另一种倾向就是不恰当地缩小学校的责任。

  由于对于责任确定的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或操作细则,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判定;此外,部分案件审理对于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认识存在偏差,而且没有针对不同情形区别对待。

  首先,学校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是一种监护责任,在确定学校责任时,应以“教育、管理职责”为限,要考虑到学校与纯粹营利性机构不同,尤其注意要把握衡平原则。其次,确定学校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应注意针对不同的情形。就学校的注意义务而言,注意要求的标准和范围因环境和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危险性愈高,发生侵害的可能性愈大时,其注意程度应相对提高。譬如,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安全保障的注意要求就比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要高,在组织活动或者进行体育锻炼时的注意要求就比一般上课或课间的注意要求要高。再次,在审理案件时还应把学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事故及损害后果的发生及减轻损害后果作为考量的依据,以免不合理地增加学校的安全保障义务及成本。另外,对于造成损害后果存在两个原因力作用的案件,如同学、学校混合过错造成损害后果发生时,应根据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各种原因力对于损害后果发生的作用大小。

  由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上的差异,《侵权责任法》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人身损害的规则原则做了明确的区别,由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在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管理职责标准相较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在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在教育、管理职责方面的标准要高一些,更加强化了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保护责任。

  一般来说,对于如何认定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些客观化的判断标准,如学校的各种教学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对存在的各种不安全隐患是否及时排除、是否已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学校是否制定了合理、明确的安全规章制度等等。

  另外,教育部2002年颁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也明确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二)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的;(三)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食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要求的;(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五)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六)学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不宜未成年人参加的劳动、体育活动或者其他活动的;(七)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九)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十)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十一)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道,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十二)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学校出现上述十二项情形之一的问题,就基本上可以认定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补充责任。反之,如果学校行为均符合上述规定,则可以认定学校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

  如在某中学举办运动会期间,在接力赛中衣某将刘某推倒致伤。关于刘某受伤的经过双方存在争议。该中学就其履行了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提供了《安全保卫工作规章制度汇编》、《活动会安全预案》、《关于举办活动会的通知》、《班会记录》、《学校体育场情况说明》、学生证言、班主任出具的《情况说明》、《体育成绩表》。根据学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该中学在举办活动会前制定了安全预案,发出通知并通过班会的形式对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事发后对刘某进行了积极救治。且本次事件发生于接力赛冲刺棒阶段,在几秒之间,学校难以进行管理、告诫或制止。故法院认定该中学尽到了职责范围内的教育、管理、保护义务,对本次事件的发生不存在过错。

  又如,因下雪某小学通过广播通知暂停课间操,并要求学生在课间休息时注意安全,不要追跑。课间自由活动时,黄某与邢某在校园内奔跑时相撞滑倒,导致黄某脸部被划伤。法院认定,鉴于该事故的发生是在课间休息时间,该小学已对学生进行了相关安全教育,并尽到了提示和保障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且在黄某受伤后该小学及时通知了双方家长并进行相关处理,已经尽到应尽义务,故认定该小学对此事故不承担责任。

  2、参与者责任

  自愿承担风险,也叫风险自负,一般是指明知危险状态的存在或具有发生危险的潜在可能性,而甘冒风险为之。

  未成年人在参与对抗性校园体育活动或者监护人在监护范围内允许未成年人参与时,应当遵循体育活动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由于未成年人自我肢体控制能力较之成年人偏差,部分致害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合理的冲撞和肢体接触。只要致害方的行为是体育活动规则或者职责义务所允许的,甚至是一般性的逾矩犯规行为所直接引发的伤害事故,则致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就不应当认为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反之,如果行为本身超出了体育活动规则所允许的范围之外,主观上不是本着公平进行体育竞技的目的,或者肢体侵犯的性质和严重性超出了规则所能推断的合理预见,那么就应当追究致害者的责任。

  如课间自由活动期间,中学生李某与梁某等几个学生在操场打篮球,在争抢球过程中,李某在断球时与梁某撞在一起,李某倒地受伤。李某是被梁某在打篮球的过程中撞倒受伤,但是篮球活动本身是一项具有风险性的活动,因此为了体育活动的顺利进行和防止伤害结果的发生,篮球竞赛规则中包含了相应的犯规规则,篮球竞赛者在参加体育活动的时候就应该预料到正常范围内的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风险造成的损失。因此在正规的篮球比赛中,在排除主观恶意的前提下,造成了损害后果的话则属于意外事件,可按照体育竞赛规则予以相应处罚。但是与正规的篮球比赛不同,日常生活中的篮球活动的参与者缺少相应的专业性,在非正规的篮球活动中,参赛者要负有更严格的注意义务。法院认定,梁某与李某在体育课后保健操期间打篮球,并不属于正规的篮球比赛,梁某在与李某抢球的过程中,应该预料双方的抢球行为可能会造成李某的受伤后果而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从而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李某本人在打篮球的过程中系主动进攻一方,其应对自己与他人的安全亦应尽到更大的注意义务,现其未能注意,对其受伤,本人亦存在过错,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衡量参与者责任时,首先,应当充分考量参与者的预见能力,能否预见或者说可以预见危险的存在,要以客观的标准来判断,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特定案件中要以参与者客观的可以预见的能力为准来加以判断。其次,体育活动的风险程度不同,对参与者的预见要求也不同。体育活动本身就分为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在非对抗性的体育活动中,由于没有运动员间身体的碰撞与摩擦,所以与身体碰撞和冲撞非常频繁的对抗性体育活动相比,风险性当然是不同的。由于风险的不同,所以对于参与者的认识风险的要求也不同。再次,还应当考量导致人身损害发生的个案中的致害行为是否可以避免。

  (三)关于赔偿范围

  1、物质损害赔偿

  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根据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情况基本包括医疗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残疾器具费和死亡赔偿金等费用。

  由于体育活动人身损害的致害结果往往导致未成年人需脱课休养,在部分案件中,赔偿权利人会主张“补课费”、“家教费”、“信息费”等赔偿。部分观点认为,这类请求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依据,而且与侵权行为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并不是侵权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此类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不应予支持。我们发现,体育活动人身损害往往导致未成年人因人身损害而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正常到校上课,为了保证未成年人的课业不受影响,大部分家长都会选择请家教或者增加补习班课时的方法帮助孩子,这部分支出确实发生了,而且与人身损害存在合理的因果关系。我们认为,如果补课费用确实已经发生,且与人身损害有合理的因果关系[2],补课费用合理,这部分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2、精神损害赔偿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判令致害方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酌定。

  应当注意的是残疾赔偿金是受害人未来的预期收入损失,而非精神损害抚慰金,即便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由为受害人因伤致残而致精神造成损害,二者也不能混淆,更不能互抵。

  如还在上幼儿园的安某在体育活动中摔伤造成其左肱骨髁上骨折的身体伤害。经鉴定安某属于十级伤残,安某在诉讼中主张赔偿护理费、营养费,其未能提供相应医嘱证明及其他直接证据,但考虑到安某为年幼的未成年人且残疾,给予其在伤情痊愈前一定的护理及辅助营养是必要的。此外,考虑到安某作为年幼的未成年人在受伤及治疗期间所受的痛苦,给予适当的精神抚慰亦是合理的。

  3、后续损失赔偿

  在案件审理中,部分当事人会就尚未发生的后续治疗费用等损失提起诉讼请求。对于此类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赔偿,而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受害人在遭受人身损害后留有残疾的,是否都有必要进行后续治疗,应从后续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综合分析。

  五、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人身损害责任承担机制的完善建议

  校园体育人身伤害是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的发生,事故发生后如何化解风险也是当下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

  1、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伤害责任保险

  鉴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数额有时会很高,考虑到有很多学校属于公益性质的机构,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为了分担风险,减轻学校的财政压力,可以考虑设立强制性的人身保险制度。

  虽然现在民众的保险意识增强,而且目前绝大部分学校对学生进行了保险,但购买的险种单一,且不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赔付范围有限。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同社会保险机构共同研究,探讨建立健全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学校体育伤害的意外保险制度。在学校体育保险方面,可考虑由政府出资对学生进行强制性保险,该险种就如同交通强制险一样是国家法定的。在险种设置方面,可以根据学校体育的种类及危险程度分别投保,充分考虑学校体育群体的利益,开发适合市场的多功能险种。按照不同的年龄其个体对安全隐患的不同认识,设立不同的保险范围。建议设立体育单个项目的专项保险,该险种是针对学校各种体育运动队、体育俱乐部,还有特别爱好某个运动项目的学生而开展的,具有针对性强,交纳的保险金少,保险的对象范围集中的特点。

  2、学校强化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制度

  (1)推进家长委员会制度

  2012年2月17日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明确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完善中小学幼儿园管理制度。家长委员会对于发挥家长作用,促进家校合作,优化育人环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家长委员会作为沟通学校与家庭的桥梁,其非常重要的一项作用就是“协助学校开展安全和健康教育,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人责任,配合学校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护能力,支持学校开展体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学校的安全工作进行监督,与学校共同做好保障学生安全工作,避免发生伤害事故。”家长委员会不仅在伤害事故的预防中积极参与,也可以在未成年人校园体育活动伤害事件发生后作为诉讼前调解、案外调解力量,发挥重要的沟通协调作用。

  (2)体育活动定期考核机制

  学校应当有一位校级领导主管体育工作,在制定计划、总结工作、评先进时应当把体育工作列为重要内容之一。体育经费的支出应当作为学校教育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办公经费中有明确的比例要求,并做到用足用好。学校的体育教学教师应当每学期制定切实可行、有特色的体育活动实施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修改,每学期工作有计划、有总结。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应当有定期的调研活动和教研活动,积极进行校本教材应用性研究。学校应当定期对体育教师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加大学校体育活动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对学生体育锻炼时的安全意识教育,指导未成年人科学锻炼。

  (3)重大体育事项预案备案与报告制度

  对于学校集中组织球类竞技活动、大强度的田径运动等剧烈体育活动项目,为了预防和及时应对因活动保护不当造成的事故,学校应当预先制定体育活动安全工作应急预案,并及时备案,有必要的应当向有关部门上报报告。

  预案中应当明确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员,并细化、明确人员分工。预案应当列明体育活动事故的预防,包括体育活动设施建设和管理,教学和训练、竞赛活动的设计及组织,准备活动安排。预案还应当预设完整体育活动事故的处理方案,对重大的事故要及时上报教委和教育局。

  (4)体育器材更新管理制度

  体育器材是完成体育教学任务的基本条件,学校的体育器材应当由专人负责管理,新购置的器材首先进行质量验收,合格后才能供学生体育活动使用。根据器材的技术要求,应当有专人负责定期维护保养体育场地和器材设备,保证正常使用。对于有安全隐患的器材或者使用周期已到的器材应当及时更新替换,而不应待器材损坏无法修复时才更新替换,以保障学校体育活动的安全。

  此外,对体育场馆、场地的管理也应当严格有序,有必要的如游泳场馆必须专人负责登记管理安排,保障场馆、场地的安全有序。

  (5)幼儿园体育活动安全保障公示制度

  幼儿园作为肩负较高教育、管理职责义务的教育机构,应当增加体育活动安全保障公示制度,全面接受监督,充分保障幼龄未成年人的体育活动安全。幼儿园应当向公众公开本园的体育活动制度规范、本园体育活动安排和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对保育人员的针对性地专项考核制度、本园体育活动环境创设情况(包括器材和场地)、本园的安全教育课程安排等。

  3、社会保障

  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特殊的情况,在校学生普遍为或者超过一定比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为了可以确保事故发生后能够尽量查清事实,以免事后因事发原因不明而产生纠纷,因此可以考虑由教育行政部门出台规定,对相关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都在必要的地点如课室、户外活动场所等加装摄像设备。

 备注:

 [1]依据第三十八条的立法原意,在此种情形下由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举证证明其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可能较为符合立法的精神。

 [2] 例如确实因受伤多日未到校上课,且与受伤之前相比,补习费用有明显的增加。

法律咨询

全国最大的公益法律咨询平台

咨询热线  [联系我们]  [关于我们]
青少年:010-63813995/63835779
农民工:010-63813362/63859982
农村:  010-83802602
刑事:  010-57790697

图片文章

儿童意外伤害研究报告

意外伤害是儿童健康和安全成长的重要威胁,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8年联合出版的《世界预防儿童伤害报告

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研究报告

别让孩子在家暴的阴影下成长 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调查分析与研究报告[1]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张雪梅[2

打拐解救儿童应怎样妥善安置?

文/张文娟 打拐解救儿童的安置问题,一方面,现实有迫切需要,甚至在影响着公安机关的打拐解救工作;另一方面,却是立法

涉诉未成年人困境状况分析与改革建议报告

涉诉未成年人困境状况分析与改革建议报告



友情链接

关于我们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联系我们

  咨询电话010-63813995/63835845    投稿或意见建议:iiccp@126.com
高级搜索 | 网站地图 |  | 京ICP备05080526号-1
© 2001-2012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