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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以“借腹生子”方式出生的婴幼儿的权益?

2012-02-09   来源:未知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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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焦点】

1、赵红、赵梅的行为是否构成拐买儿童罪?

2、如何保护以“借腹生子”方式出生的婴幼儿的合法权益?

 

【案情简介】

姚珂,女,23岁,安徽省合肥市人,系一农村妇女,是本案的受害人。

赵氏姐妹:姐姐赵红,38岁;妹妹赵梅,30岁,均为安徽省合肥市人,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2001年8月,经受害人姚珂的同意,席珠(姚珂丈夫的姐姐)代姚珂与犯罪嫌疑人赵氏姐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姚珂通过人工授精方式为他人(据姚珂说是一个姓赵的香港人,但从未谋面)生孩子,生下孩子后,赵氏姐妹一次性付给姚珂五万元生孩子报酬。后经赵氏姐妹介绍并包办,姚珂在海口市生殖研究中心接受了人工授精手术并怀孕。怀孕期间,姚珂的衣食住行均由赵氏姐妹包办。2002年5月4日,姚珂在海南省妇幼保健医院生下了一女婴。赵氏姐妹为了抵赖5万元费用,竟在5月10日,让姚珂出院,同时将姚珂所生之女强行带走,不让两母女相见,5月12日赵氏姐妹强迫还在坐月子的姚珂登机回安徽,且未支付约定的五万元报酬。

受害人姚珂将此事告诉席珠,席珠委托我做为受害人姚珂的代理律师。

 

【办案过程】

我受理此案后,迅速以赵氏姐妹涉嫌拐卖儿童罪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公安机关为姚珂追回被赵氏姐妹抢走的不满月的婴儿,并依法追究赵氏姐妹拐卖儿童的刑事责任。同时四处查找婴儿与赵氏姐妹的下落。琼山市公安分局府城刑警中队接到报案,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发现,姚珂与赵氏姐妹之间确实签定了一份关于“人工授精”怀孕生子的协议,且姚珂已依此协议通过人工授精方式产下一女婴,该女婴也确已被赵氏姐妹抱走。而后公安局又查明该女婴被寄养于海口市港苑小区C座11层13号的杨家。

查明女婴的住所后,我和受害人姚珂请求公安局将该女婴救出,并提出可作亲子鉴定以证明女婴与受害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但是琼山市公安局府城刑警中队并不接受此请求,也未将女婴从杨家救出。后来公安机关从合肥将犯罪嫌疑人赵红抓获归案,但公安局很快对其改变了强制措施。此后,我和当事人多次请求公安机关将女婴救出,让受害人母女团聚,最终公安机关救出被藏匿的婴儿。2002年8月26日,琼山市公安局对受害人姚珂以“赵红主观上无拐卖女婴的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行为”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因姚珂不愿也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经公安机关主持调解,由港商收养孩子,一次性支付姚珂补偿费用5万元,姚珂顺利返回了安徽老家。

 

【分析与建议】

结合赵氏姐妹在本案中的各种行为,我认为赵氏姐妹已经构成拐卖儿童罪,认定赵氏姐妹已经构成拐卖儿童罪的法律依据如下:

1、赵氏姐妹具有出卖婴儿的犯罪故意。

赵氏姐妹从一开始就欺骗受害人姚珂,说姚珂只是替人怀胎,形成胚胎的精子与卵子都是由别人所提供。赵氏姐妹以为姚珂女儿看病为由,从姚珂手中骗走婴儿,然后强行将姚珂送回合肥。当姚珂三番五次找她们要回婴儿时,她们都以种种借口或干脆不接电话来拒绝姚珂的要求。同时,根据姚珂与赵氏姐妹于2001年8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赵氏姐妹利用姚珂来“借腹生子”,目的就是要将姚珂所生的婴儿提供给一位港商。姚珂生下婴儿以后,赵氏姐妹没有依约付给姚珂5万元,而是利用欺骗的手段抢走姚珂的女儿,她们在本案中的一系列行为均清楚表明,赵氏姐妹具有出卖婴儿的犯罪故意并实施了犯罪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2、赵氏姐妹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240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第240条第一款第(八)项,已经构成拐卖儿童罪,并且具有从重的犯罪情节。

我国《刑法》第240条第二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赵氏姐妹以出卖姚珂女儿为目的,用欺骗的方式从姚珂手中抢走婴儿,并且有贩卖、中转的行为,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赵氏姐妹具有上述行为中的不止一项的犯罪行为,充分说明她们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我国《刑法》第240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赵氏姐妹想将姚珂所生的婴儿卖给一位港商,然后从中获得不法利益。她们的行为属于将儿童卖往境外的行为,该犯罪行为具有从重情节。

3、2000年3月20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26号]第四条规定:“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这次“打拐”专项斗争的重点是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儿童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赵氏姐妹以出卖婴儿为目的,实施了拐骗、贩卖、中转、窝藏婴儿的犯罪行为,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虽然追究赵氏姐妹的刑事责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是公安机关对本案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它根据双方的一纸协议,认定赵氏姐妹“主观上无拐卖女婴的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该行为”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此案暴露了我国立法的空白地带,人工授精(借腹生子)这一行为虽然还未被广泛认可接纳,但现实中这种现象已不是少数,而且有增多的趋势。具体而言,我国现有的“借腹生子”交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只“借腹”的借腹生子,孩子需求夫妇自己提供精子、卵子,被借腹者只管代孕、分娩。第二类是“既借腹又借卵”的借腹生子。第三类是“借性、借卵和借腹”全套的借腹生子,被借腹者与借腹者通常约定,孩子生完后合同履行完毕,借腹者支付约定报酬,双方不再有任何关系。在本案中,赵氏姐妹与姚珂签订协议目的就是向姚珂“既借腹又借卵”,属于“借腹生子”交易的第二种类型。通过这种类型生出来的婴儿到底与谁形成父母子女关系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在以“借腹生子”出生的婴儿作为非法交易的关系中,借腹生子很可能成一方违约时另一方要挟对方的工具,也可能被双方争来争去,还可能被双方遗弃。无论是基于对社会安定的维护,还是基于对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有关部门都应该制定关于“人工授精”行为的管理规范,并在法律上明确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及产生的法律后果,防止有不法分子利用这一手段变相的拐卖儿童,同时也可以防止像姚珂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即使是再次发生“姚珂事件”,由于法律规定明确,有法可依,操作起来也方便、迅速。(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作者简介】

王向和,海南金凯旋律师事务所主任,海南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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